[灌水]老教授上书教育部，教育部非常震恐
[灌水]老教授上书教育部，教育部非常震恐
作者简介：方克立（1938— ），男，湖南湘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 关于所谓“儿童读经”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周济部长：
去年4、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12册）。这套“诵本”还注明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有一个阵容强大的“顾问”和“学术专家委员会”班子指导在全国试点推行。另据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可见在教育部支持和推动的这一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中，蒋庆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多数专家学者支持和推动中国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青少年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但由于用人失察，误用大陆新儒家蒋庆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被他引导到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作为新儒家“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程的错误方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纠正。
儿童读经并不是蒋庆最早提倡的。台湾新儒家学者王财贵1993年就发起“少儿读经运动”，已在台湾推行了十多年，影响所及范围并不很大。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大陆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被港台新儒家看作是他们的“反哺”理念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在大陆推行少儿读经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庆。他从王财贵那里接过这面旗帜，不仅编了儿童读经课本，而且还有一套“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的理论，企图把读经运动完全纳入新儒家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复兴儒学（教）”来克服“文化歧出”的轨道。
在蒋庆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西化（现代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他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蒋庆一再用“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八个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现状，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教），“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从目前来看，推广儿童读经应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复兴中国文化的担当者，时不我待，越早越好，应该从现在就抓起”。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学术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另一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在《“文化民族主义”随想》、《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等文章中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要解决今日中国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民主化或者说“再西方化”不是出路，而只能走“再中国化”即“儒化”之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在上层要“儒化共产党”，“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在基层要“儒化社会”，“立儒教为国教”。“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
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复兴儒学（教）”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学者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蒋庆要求儿童读经的理论根据是圣贤创造文化，圣人编定的经典是表达“天道性理”和“圣心王意”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凡人和儿童要无条件地接受圣人的教化。很难想象这样露骨的唯心史观（圣贤史观）能为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所接受！例如，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说明》中说：“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中国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14人而已。”这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实际吗？又如，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种观点，与劳动创造人和人类文化的唯物史观，与《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理念，相去不啻有十万八千里！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读经运动，将把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引向何方？
以上两个问题，在开展中国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能跟着新儒家跑。在去年以来的读经之争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只读从“四书五经”到朱熹、王阳明的正统派儒家经书，而将《老子》、《庄子》、《史记》等文史哲经典名著排斥在外，这与“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之名是否相称？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经典义理，是引导学生批判地接受，还是强制性灌输，让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当代大儒”蒋庆编的12册儿童读经课本，报载已在一些地方刮起一股新的尊孔读经风，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在报刊上和网上展开热烈争论。这场争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将在社会上和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王财贵、蒋庆等人搞的儿童读经运动，如果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就像中、小学课外办的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承担多大责任。问题是新儒家倡导读经运动的目的，正是要把儒家经典教育列入我们的中、小学正规课程体系；蒋庆编的12册读经课本，正是为小学6年12个学期设计的。这套课本又由教育部主管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将其作为“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加以推荐，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政府导向的意义。因此，在这场涉及千家万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读经之争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表示明确态度，在“为什么要读”、“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上与新儒家划清界限，采取措施消除重用蒋庆所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正确轨道。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有关指导思想和编选原则等问题，事前要讨论清楚，多听取教育专家和文史哲专家的意见。据我所知，现在的“学术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些学者也不满意过于倚重蒋庆的做法。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方向的，不赞成“复兴儒学”、“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等意识形态口号。因此，在今后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这些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致
敬礼
方克立2005年3月4日
【附记】教育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