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繁

26年前的今天，24岁的合肥制药厂学徒工梁小斌发表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达了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
　　随后的整个1980年代，写诗是时尚，北岛是偶像，个个是愤青。面对一代人的迷惘与激情，诗歌扮演着启蒙者、思想者、抒情歌手、社交平台等多重角色，诗人成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明星和社会精英。
　　不久前，被称为“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的作品饱受争议和恶搞，令诗歌在经历16年边缘化之后，再次引起轰动效应——这次，诗歌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那一代找钥匙的人，现在连诗歌都找不到了。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诗言志”的“志”没了，诗歌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最能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纸片。大人要求小童背诵唐诗宋词，自己却滥造人造景观。
　　在这个没有诗人或人人都是诗人的国度，诗成了多余的。
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
　　这是最好的诗意年代和最坏的诗人年代。物质丰盛，人心贫瘠，现在我们要努力适应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汉语世界。
　　文/何树青
　　发行量一度高达74万册的《诗刊》、盗版了10年的汪国真诗集以及1980年代以来近百种诗歌流派所培养的百万诗人和千万诗歌读者，还活着。
　　诗歌也还在，在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里，在宗教的祷告中，在情人的耳畔，在博客和秘不示人的日记里，在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华语传媒诗歌大奖的颁奖典礼上，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写作的源头，在金庸的武侠情意里，在9•11之后和SARS之后疗伤的民众聚会里，在地铁和公交车里，在午后和黄昏的花园书卷里，在从几十人到三千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在论坛帖子的签名档里。
　　但是诗歌一度拥有的崇高和诗人一度拥有的尊荣，已经土崩瓦解。曾经风靡于大革命的前夜和广场、守候在个体心灵的软弱时刻的诗歌，已经一去不复返。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这是最好的诗意年代和最坏的诗人年代——诗意在物质消费和泛娱乐中横流，20亿条中秋节手机短信和“我是郭德纲”取代了“床前明月光”的诗意，豪宅的高尚广告和小业主的按揭现实取代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物质丰盛，人心贫瘠，现在我们要努力适应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汉语世界。
　　——诗歌曾经代表着什么
　　诗歌只是众文体之一，却得到过超乎所有文体之上的青眼相加。不是因为诗人擅用回车键，而是诗歌一度扮演着最有效的“灵魂捕手”的角色。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直到现代诗，莫不如是。诗歌的权杖不在于它的象征系统和格律形式，而在于它总是个人灵魂的隐秘出口，呈现了每个时代最真实人性的清明上河图，世象纷然，人心赤裸，无所遁逃；并且，充满个性，不失优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雄心和境遇，20世纪的中国诗歌与反传统的社会变革是合拍的，诗人要有所建树，必要卸下韵文传统的重负——“中国的现代诗歌就根本上说，它是对古典诗歌的革命……诗人们试图在现代汉语和日常语言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使诗歌可以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2002年12月，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说道。
　　有人形容20世纪是“汉语破碎的20世纪”，汉语写作经历了白话文运动的冲击、汉语罗马化的诱惑、“文革”的禁锢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强大影响。诗律与词牌犹在，但写作者已对此意兴阑珊。一部分作者如金庸即便在武侠小说里也保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诗性，还把把14部小说的名字编成平仄对仗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更多的作者像古龙一样，成了古典诗性的破坏者和现代性的建树者。
　　到了今天，同样为了“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在人们发现现代诗已经从口语化堕落到了口水化之后，于是撤消了对诗歌精英意识、权威姿态、贵族气息的敬畏之心，转而制造新的表现方式——广告文案、博客、动漫……诗歌被夺去了权杖。
　　——没有比扔掉诗歌更容易的事了
　　美国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把诗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形容为冰球守门员：“球场上守门员看起来孑然孤立，一旦对手想攻门取分击败我们，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但是，当月发行量1.1万册的美国现代诗歌协会《诗刊》杂志，在2002年获退稿作者鲁丝•莉莉捐赠1亿美元成立诗歌创作基金会时，他又叫道：“诗歌一向被称为文艺界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下中头彩了！”
　　2006年1月，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宣布向中国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其中，北大中文系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学会各得1000万元。
　　今天，中国诗歌不像冰球守门员，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说，中华诗词学会的10万会员与省级、市级和县级诗词学会的会员加在一起，中国已有100万诗人，每年至少有10万首新诗歌问世。2003年11月，韩国釜山东亚大学成立了中国现当代诗歌资料中心，似乎佐证了中国现代诗的价值。
　　但现实中，“诗人”作为嘲讽的称呼，在文化圈之外已达成可耻的共识。嘲讽诗人变得理所当然，谈论诗歌反倒可耻。如果你对一个有正当职业的前诗人提起诗，就好象是揭他的短。但凡以时尚、前卫、创意丰富、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公然承认自己目前还在写诗、读诗。专栏作家的待遇比诗人高人一等，在三流报纸上写蹩脚新闻的通讯员也自我感觉要比诗人高级一点。
　　诗人的诗歌标准与公众的诗歌标准都在与时俱进，但公众的价值标准显然比诗歌标准走得更远：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智力游戏，今天的智力游戏与诗无关了。2006年9月30日推出的“手按键盘气自华”诗歌生成电脑软件，每天有近两万首诗歌生成，也与诗无关，只与恶搞有关。
　　——现在不流行诗歌，流行郁闷
　　诗歌不兴，但诗意横流。脱离了诗歌的诗意似有千百个化身，今天最大的诗意是生活方式的诗意，是对生活质量和娱乐的赤裸裸的追求，而非汉语的炫技。
　　诗意之外，还有心灵得不到抒发的郁闷，而恶搞是对郁闷的一种渲泄和抵抗。2006年10月10日是第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科院院士贺林的盛世危言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无情地进入到了‘精神疾病时代’” 。
　　这是一组骇人的数据：目前，中国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各类精神障碍患者现已超过8300万人，以精神分裂症为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达1600万人，存在暴力攻击、自杀自伤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已超过3000万人。《中华精神科杂志》总编张明圆教授推测“中国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与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这样的大中市，精神疾病患者能占到城市总人口的一成以上。
　　我们丢掉了诗歌，捡起了焦虑和郁闷，娱乐和生活的诗意没能成功地拯救我们。在今天，我们只配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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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斌：当年对诗歌的赞扬也是不诚实的
　　　　“中国的卡夫卡”，“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2005年年度桂冠诗人”——顶着这些头衔的，是诗人梁小斌，几年前，他曾说过一句话：“诗，可能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

场却是凶悍的。”这句话放在今天，却是恰如其分。像是一个预言。而其实，当时，或是现在，他都是作为旁观者，冷静地看一场战争，然后，给出一句评价，而已。
　　对于梁小斌仅剩大脑的那个评价，他有点疑惑地问：“你觉得有点可怕，是吧？”说话时，他的眼睛睁的圆圆的。又说起此前有南方某周刊记者采访他时，一再追问，咄咄逼人，他笑着，眨眨眼说：“好凶哦”。阳台上一盆红色花朵正怒放，问及花的名字，他一笑：“那是假花，别告诉别人啊”。他让门窗大开，阳光满室。“我没有岁月之感，只能长老，不能长熟。”
　　一个文学评论家说：一个人是如何一夜成名，又是如何销声匿迹、被主流社会迅速地“边缘化”的？梁小斌是一个例子。
　　是啊，早在1980年代之初，他的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夜成名，几乎成了这一时代的精神标签和代名词。不仅让中国“迷惘的一代”们找到了归属感，还为文人们提供了一种很奇特新鲜的、可以模仿的句式： “中国，我的……丢了”。“丢了”，成为解释那个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关键词之一。
　　从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梁小斌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前后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20年中生活屡经坎坷，但今天他却不愿意多说自己的个人经历。“作家有身世之感表面上没什么不对，但这会致命的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如果深陷于自己的个人经历之中，那么，不论他的写作多么宏大，他的基本母题都还是渺小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来自于对生活本身的认识，而是更注重自己的身世记述得是否饱满。”
　　“2006年的9月对诗人很重要，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被恶搞。”诗人杨黎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如此感慨。9月30日，这场名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梁小斌作为朦胧诗人代表第一个出场。52岁的他，据说“用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诗作《母语》。跟此后登台的那些或扎耳钉、或留奇异发型，更随意更松弛的年轻诗人比起来，当年曾得风气之先的梁小斌，无疑，已经显得很传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梁小斌明显有些不自信，“我朗诵什么，下面也没人听。他们认为我已经显得非常保守了，是吧？”但转瞬之间，他又释然了。“其实没必要让读者关心诗人在诗歌之外参加了哪些活动。诗人，就应该是匿名的，销声匿迹的。”
　　但显然，今天的年轻诗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响应他要“销声匿迹”的号召。恶搞赵丽华事件，裸体朗诵的行为艺术，与韩寒的骂战……硝烟四起。声势浩大到让基本上不上网的梁小斌，也大概了解了事情的所有进展。“当前的诗坛现状，就像一个桃核，没办法砸开。”
　　梁小斌不是第一次见识诗坛的纷争了。20年时间，让他作为旁观者和见证人，有机会经历了诗坛的种种内忧外患。比如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那是一场关于中国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的鏖战，种种的热闹、激烈、愤懑，争执者的七嘴八舌，争论各方的一呼百应，都不亚于今天。有人评价说当年的盘峰诗会，捅开了当今诗坛的不止一个马蜂窝。凑巧的是，那一次的纷争里，沈浩波也算是一员猛将。
　　在盘峰诗会上，梁小斌自认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他们也不要我”——他自嘲说。
　　“每个人都有‘温柔’的权利。捍卫各自的诗歌立场和流派这种举动，永远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这种捍卫活动越来越频繁，就会失去了诗歌本来的“温柔”精神和面目，就失去了诗坛存在的意义。”梁小斌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爱情：一对青年人正在河边谈情说爱，突然有红袖章的人干预，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后来，这个人忘记了爱情本身，开始走上一条漫长的捍卫自己爱情权利的道路。诗人就正在走上这样的路：过于注重了争取外部世界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温柔精神。就是这一次，让梁小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诗，可能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偶然一句话，却不经意间描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在很多人追寻诗歌的独立和个性的种种努力之后，事物却在静悄悄的走向反面：凶悍成了一切活动的主题，而不是温柔。
　　在那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杨黎列出的邀请名单中包括了在北京的各个流派的诗人，也由此，让行外人见识了诗人有那么多、那么奇怪的分类，比如有朦胧诗人，有知识分子诗人、莽汉诗人、城市派代表诗人、口语诗人、下半身诗人、废话诗人，等等。分工之细，让普通人咂舌。对我的大惊小怪，梁小斌很不以为然：“诗人是可以分类的，放在哪个格子里自己也做不了主。”梁小斌是作为朦胧诗人代表参加的。顶着这个头衔多年，梁小斌自己还是觉得很茫然，甚至说自己从没想过“朦胧”这个称谓有什么意义。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资格做一个诗人。诗人这个称号，不是想要就能要，也不是别人把桂冠安在你头上就能成立。”
　　韩寒毫不留情的评价说“诗人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梁小斌很坦然地承认，诗人是有神经质的一面。他的举动仿佛是给这句话做了一个注解，回答问题时，他会陷入长久的沉默和思索当中，有时候拿着一枝烟在屋子里四下走动，或是在静默中激烈地喃喃自语。和这样一个诗人待在一起，你会感觉深秋的感觉突然涌进来，有一阵阵寒意。“我们爱诗，但不爱写出这些诗的背后，那个人的疯癫和艰辛。”
　　长长的一段沉默之后，梁小斌的这句话，道尽了我们——作为诗歌和诗人的旁观和阅读者——的心思。
　　新周刊：从诗人是明星，受万众瞩目的时代走过来，到今天诗歌备受冷落，甚至嘲讽，你有没有过失落感？
　　梁小斌：诗歌在过去收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赞扬和今天收到异乎激烈的冷遇、嘲讽，这都是不正常的。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嘲讽是由当年的不正常的赞扬而来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激烈地嘲讽诗歌呢？因为当年对诗歌的赞扬也是不诚实的，带有功利性的，当诗歌的功利性价值好像失去了的时候，我们立刻就飞快地嘲讽起诗歌来。
　　新周刊：你怎么看这次网民对于诗歌的大规模恶搞和韩寒与诗人们的骂战？
　　梁小斌：伊沙、沈浩波是很有才华的，我也读过他们不少诗篇。赵丽华的诗有一部分我不喜欢，有些还不错。一个诗人的作品质量怎样，要由他自己来说，几乎每个诗人都写过质量差的，甚至与他的灵魂不相符的诗歌，比如我，写过一首诗《我是个国旗的护卫者》，当时受到了舒婷严厉的批评，这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但写了这个，也不能说我的诗我的人就坏到哪儿去了。当时的确就是那么想的。我认为，一个诗人的缺点最好让诗人自己说。
　　新周刊：如果诗人缺乏内省的精神呢？
　　梁小斌：诗人的自省能力是推动诗坛向前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我承认，这很缺乏。
　　但我认为诗歌批评往往不能推动诗歌的健康发展，这是事实，很多诗歌批评也不是批评，而是诗歌攻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的新诗人们，包括我在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之前，一直被所谓的诗歌标准不同而掩盖着。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直奔主题。
　　一个人是否爱诗，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灵魂高贵或是粗野。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身上都还存有诗歌的情怀，即使是在那些不写诗的人身上也存在。但在我们诗人的群体内外，在写诗不写诗的人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直奔主题。诗人的确是要给人民大众提供精神食粮，但首先诗人又要作为人存在，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呵护诗人的一个氛围，比如韩寒认为诗人都有精神病，诗人有精神病，这不假，但韩寒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来指出诗人的这个状况？是以一种鄙视的态度，还是以一种人道的、医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人是精神病就甩手走了啊。
　　新周刊：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呢？
　　梁小斌：既然诗人是神经质的，就应该提供心理治疗、呵护啊。作为诗人，当我们把一个精神上的产品拿出去时，那必须就是一个成品。而大众对诗人的理解，也要上一个新台阶才行，他们对诗的想象，如果太片面，只能导致诗的倒退，看不到好诗就急躁，就攻击诗人是个白痴，大众对诗歌的召唤，如果过于功利，过于急躁，就会招致诗歌的倒退，让诗歌的发展早早打上了句号。
　　新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天性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诗人，是不是感觉格外不适合？
　　梁小斌：只要是诗人，就适合于任何时代，时代能提供给诗人巨大的营养。中国唐朝最适合诗人生存，李白可以表达他仙风道骨的情怀，因为当时唐的体制和氛围可以容忍仙风道骨的存在。《诗经》里既可以有奴隶主狩猎的歌唱，也可以容纳奴隶对苦难生活的诅咒。在孔子看来，那都是诗。并不因为骂了奴隶主，诗就被删除了，这大概就是诗歌世界的和谐社会吧。今天这个时代显然还不具备这个特质。包括诗人本身在内，我们缺乏对他人的宽容和理解。在当代，即便能有像李白、屈原那样水平的作品再现，也不能真实推动中国诗歌的人文精神向前发展，因为它们也很快将流变为一种消费文化，人们也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只能朗诵一下而已。现在，我们只看到“不”字当头的诗坛之争和粗暴的双方，没有任何道理，在双方所有言论前加个不字，一切就出炉了。诗歌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这就是现状，我显然不赞成这样。更有一些人，写的诗歌已经很凶悍了，捍卫自己诗歌时的立场还更凶。那更可怕。

田晓草

"我们只看到“不”字当头的诗坛之争和粗暴的双方，没有任何道理，在双方所有言论前加个不字，一切就出炉了。诗歌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这就是现状，我显然不赞成这样。更有一些人，写的诗歌已经很凶悍了，捍卫自己诗歌时的立场还更凶。那更可怕。"
      今天的诗歌真的跌到谷地了吗?

野索